清廷收复台湾后，迁界复还了，海禁复开了，但后者是被动的应对之策，是应付那些纠缠不休请求通商贸易的西方人，而且只允许一种方式：走广州道，这是为了保证能让那些外夷尽量远离中国经济腹地和中国的海岸，而广州已是中国最南的大港，丢车保帅，有限度开放广州仍然是为了更好的实行全国性的海禁政策。此时，和明朝海禁时期的情况差不多，走私一直在各港口存在着。乾隆年间，正式确认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通过广州进行通商贸易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一口通商后，民间商舶则又可以借机开始在严格的限令下出海了，但船大只能在双桅500石以下，火炮则不得超过两位。民间私自出海贩洋，严格仍属非法。出洋的中国海商又成为“背叛帝国的移民”。

文明兴衰

后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从明朝伊始的海禁政策导致了民间贸易外拓诉求力量和中央朝廷政策的冲突矛盾，在世界进入海权的时代，明清两朝的海禁导致中国退出海洋竞争，直到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外夷强行打开。鸦片战争只不过是几百年海禁的结果，早晚之事。“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或许要到几百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获得。
海禁是个历史错误，但绝非偶然，它根植于“中华帝国”的政治理念与体制本身。面对世界海洋的竞争，中国的内陆皇朝与民间海商力量相互抵消，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自15世纪葡萄牙船队到来起，一拨又一拨西方列强的船队沿着海上航线东来，一步步靠近中国海岸，从试探到有实力发动战争，不过300年，而这300年间，西方不断壮大，而中国消极对待海洋不断积弱落后。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做大了的西方红毛夷、佛朗机们凶焰甚炽，清廷只能被迫割地让权。又过了100年，大规模的“倭寇”终于进犯，中国再次濒临灭亡的边缘。
至于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另一端，阿拉伯世界，他们在蒙古浩劫之后迅速复兴，建立了三大穆斯林帝国（莫卧儿帝国、萨菲帝国、奥斯曼帝国），再次覆盖了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袤大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将东方扩张推向最后的高峰，也更进一步促使葡西两国加速探寻通往东方的新航道。15世纪下半叶，郑和远航停止的同一世纪，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轻松击溃了无武装的阿拉伯穆斯林船队，取代穆斯林们控制了西亚南亚贸易网。接着来到亚洲海域，中国正在海禁，南海一片权力真空，葡萄牙人迅速以海权优势制定规则建立新的海上秩序。
阿拉伯的统治者们在这之前一样不重视海洋，从未想过对它加以利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是东西航海与贸易的枢纽，莫卧尔帝国被征服后同样不予理会，面对葡萄牙人的挑战，巴哈杜尔的苏丹说：“海战是商人之事，无关国王尊严。” 此后，三大穆斯林帝国先后出现停滞与腐败，退出了海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