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远航并不是始创性探险，他的航路上已走过无数中外海舶。郑和远航也不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高峰的开始，而是高峰的结束。另一条西欧人开创的新型海上贸易之路将在不久取代它，民间的贸易诉求和朝廷的禁令将使中国被动消极参与，然后在禁海和开禁中梦魇中轮回。

私商贸易

由于实行海禁，因此民间海外贸易只能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由于宋元时代的官方大港如泉州广州等港城受官府严格控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进行。因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 商军官三者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联合势力，使私商贸易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成长土壤，走/私像野草般逆势生长形成规模。
从贸易范围来看，私商的地区性贸易对象，北部以山东地区为重点，东部以江浙地区为重点，南部以广东地区为重点，对外通商对象包括日本和欧洲殖民势力。私商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利润，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地理位置正好介于农、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东西洋海上势力之间。
这时期，尽管宋元的市舶官商制度已经为民间私营商业所替代，但民间商业的海上开拓力量已经大大下降。在宋元时期，泉州等中国海商能够主动出击，势力波及欧亚非洲沿海，而明清时期活跃于海上的商盗没有国家政治和军事支持只能被动地应战，利用来自东西洋的日本和欧洲海上势力与中国朝廷之间的空间缺环来展开贸易活动。
面对沿海商民依托地理优势进行频繁的走私活动，明朝政府试图通过掌握某些港口来控制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贸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几次开禁张弛中兴起做大，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

倭寇之乱

明朝时期的日本1477年至1583年处于“战国时代”，封建主之间连年战争不断，为了支持战争的开支或弥补战争中的财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破产的人民为了求生纷纷到海外掠夺财富，而中国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目标。从日本来的倭寇自十五世纪即已相当强悍，到十六世纪更因为明朝的抵抗不力而长驱直入，威胁中国沿海。但掩盖在倭寇之乱中的真相是，倭寇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日本倭寇，但更大的一种倭寇是东南沿海商民。
在海禁及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力下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在无法开展合法的商业贸易情况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盗”行为来组织货源和交易。有时，两股势力会合流一起对抗明朝政府，嘉靖年间冲击泉州沿海城乡地区的“倭寇之乱”的一部分便是当地沿海商民。 后来明朝政府发现：开放私商贸易时，海盗的数量即下降，大量人口转入私商；当海禁严厉时，海盗数量就大幅度上升。所谓“私商”与“海盗”的界线并不明显，其差别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他们可以随朝廷政策的变化而改头换面，因此，这也成了后来明朝隆庆开海，开放月港的重要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