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发展史/海上丝绸之路 

海禁主因

1368年明朝建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即对本国商人的出海与从商采取了严厉的打击禁止政策，于是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商结合的航海贸易遭到致命打击。
古代中国不论政治还是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帝国广亵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造成一种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加上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重农抑商，因此，海外贸易对统治者并没有实际需要和吸引力。宋元时代之所以主动发展海洋，很大程度是因为宋朝武弱，岁贡需要以及后期偏安对海外营收的依赖，而元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
因此，在宋元一段非常文化多元主义大航海贸易时代结束之后，从明代开始，以理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儒学建立霸权地位。理学的意识形态体系也使官方对商业产生极大的戒备心理，对海内外的货物的流动采取否定，直接促使明朝廷放弃立国以前十分发达的官商贸易，而为了防范民间商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变本加厉地限制私商贸易活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于明代回光返照。
海禁在明清两代是基本国策，几次有限度开禁是无奈被动的权宜之策，是丢车保帅的妥协，通过开放控制某一两港口来化解因海禁形成的全局性走私贸易猖獗，有限度开放是为了更好贯彻实行全国性的海禁。

郑和下西洋

虽然明朝永乐年间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船队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官方组织的畸形的海外扩张空洞而难以为继，所有的努力和辉煌在历史中昙花一现。
郑和下西洋，明廷意不在海外贸易，而在于恢复异邦他国对中华帝国的官方朝贡关系，以示“怀柔”。郑和之下西洋与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性质完全不同，船队远航并不是为了通商，而为在外族面前显示中华帝国的威严，所以船队每次都“厚往薄来”，把大量财物奉送海外王公贵族，争取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尊重和承认。慷慨激昂的车驾郎中刘大夏，愤然将航海资料全部烧毁。他有许多正义的理由：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