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时代

1567年明政府被动开海，自漳州月港发舶东西洋，月港的海上走私贸易在严格的限制中合法化。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引票”注明海商姓名籍贯、贩洋去处（禁往日本）、往返时间。朝廷用意除了税收管理外，开海实际上是有限度的，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严禁打造远洋双桅大船，严禁在商船上装置火炮。从开海政策上看，明朝政府对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始终是否定消极的。

南洋华商网络
月港时代也是东南亚近现代华商网络和华侨社区形成的阶段。虽然唐宋时期就有很多商人船员等中国人移民南洋，包括百年来走私经商的移民，但经过明朝不停禁海剿海 开海，早期那些移民不是凋零殆尽便已彻底本土化。月港时代，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班牙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经由中国海商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中国商品、移民则流向菲律宾。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
官方禁航日本无效，日本实行“朱印船”制度后，月港时代的中国海商全盘代理了日本的海外贸易并很快掌控菲律宾与中国、日本间的大帆船贸易。西洋航线中的印支马来半岛的航运贸易也掌握在华商手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挑战华商网络失败之后也曾想与华商谋求贸易与航运上的合作。但很快，在西方人发现华商和背后母国大陆是矛盾冲突的关系后，华商将很快付出血的代价。
这些华商都是无政治军事组织的经济性移民，原本就是冲禁出洋的商人，已被明朝政府视为弃民。面对大航海后军事商业高度合一的西方殖民势力，没有政治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的中国海商是没有竞争力的，他们每次做大就会遭到西方殖民政府的清洗屠杀。海外每隔二三十年一轮的屠杀骇人听闻，家乡政府不闻不问视为罪有应得。但华商一旦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面临的将是双面剿杀。只有后来一个时期是例外：郑氏时代。
著名的海盗李旦于16世纪末本于菲律宾经商，因与西班牙统治者不合转至日本九州岛定居，后借由日本海盗集团帮助，筹组武装船队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并成为当地华侨领袖，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郑芝龙原是李旦手下，在李旦死后兼并继承其大部分产业，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立门户后，郑芝龙离开了急速滑向“锁国时代”的日本，来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快速扩张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但是多次派兵追剿均告失败。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企图利用他与荷兰人在台湾和海上贸易的矛盾与之抗衡，同时利用郑来镇压其他海盗[2] 。